赵牧博客

　　一个曾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，历经九年官司后，实际上已成为无奈的回忆。

　　“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。”提起吴光安案，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说。

　　自从1993年被眉山县乡镇企业局灰溜溜赶出四川东坡食品厂，经过9年的艰难诉讼，官司打遍了中国所有级别的法院，最后，吴光安赢了，但终审判决一年过后，吴光安还是不能体面地回到自己的企业。

　　2002年12月14日，透过紧锁的铁门，看到自己熟悉的厂房灰尘满布，野草疯长，吴光安仰天长叹：“你看看，好端端的一个厂，他们把它糟蹋成什么样！”

　　进到厂里，里面的情景更让人揪心，宽敞的车间里养着两条土狗，久已无人上班，机器设备锈迹斑斑，墙角挂满蛛网，谁能想象这曾是1990年代初眉山最风光的明星企业。

　　看门的农民高贵华、冷纪明说，他们是眉山市东坡区计经贸局雇来看厂的，昼夜守候，不让任何人进厂，每月的报酬是300元。

　　46个字与8年

　　如同把人推入深渊，只用了46个字，眉山县乡镇企业局就把吴光安从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企业家，变成了一个穷光蛋。

　　为了推翻这46个字，吴光安用了整整8年时间，人生最黄金的一段。而且是惊动了全国人大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、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审下才推翻的。

　　提起“东坡肘子”，吴光安禁不住自己的愤怒：“我都被搞得有点变态了，动不动想发火。”

　　一个熟悉他的人说，吴光安是个心性很高的人，8年来，比他甚至还晚起步的人都成了千万、亿万富翁，而他却陷在官司里不能动弹，生计无着，他憋得慌啊！有时候，他会一个人跑到野外的河边，对着苍天大地，狂吼一两个小时，直到力气耗尽。

　　吴光安是眉山人，中国最早的一批下海者。早在1980年代初，他就经商积累了数十万元资金，赢得了第一桶金。

　　1990年，吴光安投资5万元，成立眉山永寿食品厂，生产腌腊制品。当年底，吴光安带产品到成都参加“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”，引起轰动，前来购买的消费者排成长队。县领导表扬他说：“狗日的吴光安，搞经济还可以。”

　　大诗人苏东坡是眉山人，眉山有个民间特产“东坡肘子”，一直没人开发。1990年，吴光安开始研制。

　　1991年，扛着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旗帜，软包装的风味食品“东坡肘子”走向市场。吴光安自己拟定广告词：文化名菜，千年不衰。由于它口味独特，方便携带，市场供不应求。次年，吴光安又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。

　　为扩大生产规模，1991年8月，吴光安向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提交了《关于申请更改厂名和隶属关系的报告》。县乡企局迅即批复：鉴于你厂因开发“东坡肘子”系列产品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同意将你厂更名……划归为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直属集体企业……

　　有了县里的支持，东坡食品厂进入了快速成长期。最兴旺时，全国上百家大商场都到眉山拉货，“车如流水”。但预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：

　　1993年3月16日，“没有一点预兆”，正在事业巅峰期的吴光安突然接到县乡镇企业局的一纸通知：“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，同时任命郭某任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，并具有法人资格。”

　　自己投资创办的企业，因这46个字，吴光安一下子成了局外人。

　　被捕　改制　停产

　　年轻气盛的吴光安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他与县乡镇企业局进行了长达8年的“异常艰难”的较量。

　　1993年4月，一纸诉状，他将眉山县乡镇企业局告到了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同年10月9日，乐山市中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：眉山县乡镇企业局任免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无法律根据，属行政越权行为，撤销了乡镇企业局的任免通知。

　　在县领导的支持下，眉山县乡企局上诉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二审中，四川省高院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，结果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的东坡食品厂，其资产性质竟变成了全民所有。四川省高院撤销了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乐山中院的一审判决。

　　这样，吴光安含辛茹苦经营的厂子易主了。更惨的是，就在他四处申诉、上访的时候，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，因涉嫌贪污，1994年6月，吴光安被眉山县检察院逮捕。

　　在看守所关了半年，1994年12月31日下午6时，吴光安才被无罪释放出来。第二天，也就是1995年1月1日，《国家赔偿法》正式实施。有泪，吴光安只有往心里流。

　　在吴被关押期间，眉山乡企局接管了东坡食品有限公司，同时显露了任免令的全部真实意图。

　　1994年4月9日，县乡企局没有按任命书请郭某担任厂长，而是以乡企局的名义通知吴光安交出企业和印章，吴光安断然拒绝，4月13日，在局长郑金泉的主持下，乡企局将东坡食品厂的公章改为繁体字的新“东坡食品厂”，郑金泉“鸠占鹊巢”，霸占了东坡食品厂。之后，作为乡镇企业局局长的郑金泉发文同意东坡食品厂———郑金泉为厂长———改制。

　　在改制中，郑把县里一些领导的资金引到厂里入股，当上了这个当红企业的股东。郑金泉一家的集资就高达149.2万元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，改制没有两年，东坡食品厂几乎处于停产状况。

　　上访：从地方到中央

　　1995年，获得自由的吴光安开始上访，以讨回自己失去的企业。

　　上访之路，漫长而艰辛。在数年的时间里，吴光安一次次到市里、省里、中央上访。最终，他的案子惊动了全国人大，有关方面明确指出：“这个案子是错案。”案子终于出现了转机。
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，认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和程序运用上均有错误。查明：

　　东坡食品厂的前身是吴光安的家庭作坊，从其资金来源看，国家没有任何投入，东坡食品厂向有关金融机构借的278万元，县乡企局确实提供了担保，但根据法律规定，这种担保本身无效，同时该担保也不能改变东坡食品厂作为借贷关系的主债务人身份，乡企局担保不可等同于国家向企业投资。根据《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》规定，眉山县乡企局不享有任免权力。

　　1998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行政抗诉书。之后，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。

　　1999年1月25日，四川省高院再次作出判决，撤销了自己此前的判决，维持了最初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，县乡镇企业局的任免通知无效。

　　6年，吴光安终于等来了饱含辛酸和泪水的一纸判决，战胜了那冷冰冰的46个字。

　　麻花绞麻花的官司

　　兴高采烈地回到眉山后，有职工向吴光安反映：县乡企局局长郑金泉等人开始损害企业利益，抽逃资金。吴光安心急如焚，接到判决书后，立即向有关领导发出请求书，要求进厂生产，请求法院执行。

　　但因某些原因，法院执行不了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2000年2月13日，吴光安带着数名工人越过围墙翻进了东坡食品厂，强行接管该厂。郑金泉反而向法院起诉他，要求他退出公司。于是，一场“麻花绞麻花”的官司又开始了。

　　2001年4月，眉山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，撤销了眉山县乡企局作出的同意东坡食品厂改制的两个批文，判令乡企局和郑金泉的公司返还吴光安合法取得的厂房及其附属物，赔偿厂房租金123.6万元。

　　拿到判决，郑金泉不服，又上诉至四川省高院。2001年11月，四川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：

　　一、维持眉山市中院行政判决第1项，即撤销眉山县乡企局同意改制的两个文件；

　　二、撤销眉山市中院关于返还厂房及其附属物，赔偿租金的判决。

　　法院判决撤销两个行政文件后，由此派生的“四川省眉山县东坡食品有限公司”系非法企业也应取缔，相关部门本应立即注销其工商登记，并追究当事人的相关责任。然而，据记者调查了解，时至今日，两非法公司仍未从工商登记中注销，相关责任人也未受到任何处理。

　　看着自己的厂在别人手里一天天荒废，吴光安心急如焚。

　　2002年3月8日，“几近绝望”的吴光安带着100多人冲进由郑金泉带领的30多人守护着的东坡食品厂，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械斗，数人受伤住院，由眉山到乐山的交通一度中断。

　　3月9日，公安机关暂时接管了东坡食品厂，时至今日，按理应归还吴光安的东坡食品厂，仍然还在有关部门手中。

　　而软包装“东坡肘子”，一个曾经的名牌产品，在市场上已死了。

　　观点：私有财产的法律风险［王涌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、博士）］

　　当前，中国的私有财产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。从近年来出现的诉讼类型看，风险集中表现在私有企业的红帽子、政府征用征收、证券交易、非盈利事业投资、公司治理结构等五大领域。而本案则是私有企业红帽子现象的典型案例。

　　在红帽子引发的重大案件中，私人投资者面临强大的政府，他们大多败诉，或者，“官司赢了，企业也垮了”，甚者倾家荡产，身陷狱牢。以吴光安案为例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私有财产法律风险的两大问题：

　　一、司法体制与法官的错案责任问题

　　许多红帽子案件最初都曾为法院拒绝受理，如北京的侯瑞昌案，当事人五次起诉，法院仍裁定驳回，不予救济。即使受理，私人投资者也总面临败诉厄运，为什么？因为法官袒护政府，鄙夷私人，徇私枉判。

　　法官之所以如此枉为，无所顾忌，不加掩饰，根源在司法制度的落后———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没有消除，严厉有效的法官错案责任制度没有建立，病症累累。虽然不久前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强化了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罪，但中国的司法改革依然任重道远。

　　二、立法的空白、模糊、混乱与法典化问题

　　红帽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企业立法的空白、模糊与混乱。而立法的空白愈多，语词愈模糊，规范愈混乱，私有财产被侵夺的风险就愈大，因为它给权力机关太多的权力滥用空间，正如美国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教授所言：“空白、模糊、混乱的法律是不道德的法律。”

　　但这种不道德的法律，在我国许多领域中大量存在着。如《公司法》中关于股东保护的重要规则的欠缺，《证券法》中关于证券民事侵权赔偿规则的欠缺；再如，对学校、医院等非盈利事业投资的产权规则的欠缺，如不久前通过的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51条规定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。简单模糊的一句“合理回报”，终难消弭私人投资被侵夺的风险。

　　所以，改变中国法律的面貌，制定法典是必由之路，正在编纂中的《民法典》，其意义正在于此。但在现代社会，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是民法问题，更多是商法问题。目前私有财产面临的五大领域的风险，除政府征用征收主要是公法问题外，其他则主要是商法问题。所以，完善商法，乃至编纂《商法典》也不应为我们所忽视。

　　如果国家不能对私有财产提供有效充分的立法与司法保障，让吴光安式的悲剧不断重演，则必然导致民间投资萎缩，私人资本外逃，最终阻遏的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