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北京呆了三天。
每天都看到太阳，隔着灰蒙蒙的一砣，总觉得眼镜花了。
听说这三天广州的天很蓝，很透彻。

每次去巴黎，我总是步行，每天起床就走不同的方向。一草一木，都值得流连，有时便会在无不足道的地方耗费时间。更坏的是很对不起那些著名的景点，我往往路过而不知入。甚至对着著名的法兰西学院（后来才知道），我压根忘了肃然起敬，光顾着蹲下赞叹其广场砖，完全忽略了人家背后的人文精神，怪不得遭来路过的教授的不以为然。

巴黎以左岸的咖啡馆著名。真正在塞纳河左岸边的咖啡馆就寥寥几家。就算有，也隔了马路和人行道，还有密封的石栏杆，断不能看得见河上的波光粼粼。在这个层面上抹杀了许多小资们的浪漫幻想。

从塞纳河边，走进Saint-Germain大街。这条午后异常宁静的大街，有许多设计师小店。优雅的女店主张开一把把华丽绚丽的小洋伞，细声地告诉我每个设计的细节。店很小，店后可见她的工作室。在无人的街道，一伞伞的繁花逐一绽放。

累了，随便在一家咖啡馆，找了个有阳光的位子坐了下来。咖啡馆的菜牌象是一本简装书，没有图案，规整地印着字。到处都印着店子里的logo，杯、碟、方糖的包装。我盯着自己手中的书，眼睛的余光却不断地瞥到人家打招呼、挪位子、握手、亲吻。咖啡馆里仍然是少不了一位衣着入时、举止优雅、手里翘着烟的邻座女子，总是喝着一种用Perrier兑绿色酒精的饮料，双目无神，若有所思。咖啡馆的座位就象戏院一般一层层地向街排坐。咖啡上来的时候，我的风景就让前排一个全身穿着黑色的层层叠叠的女郎的头遮住了。严格来说，是给她的高耸的相当于她的头的一倍半的发髻遮住了。她起身走的时候，打起了一把鲜红的小伞。

她总是在咖啡馆的附近走来走去，好像触目所及都是她的熟人。她的黑发髻黑墨镜黑纱长袍与红色的日本纸伞。古怪得让人不敢笑不敢看。直到一年后，我在黄伟文的巴黎时装节专栏的照片里又看见了这身古怪的打扮。原来她就是Diane Pernet，时装评论家，艺术家。黑髻黑纱墨镜就是她永远的icon。她简直就是设计通论里的举例说明，每个品牌都应该有符合它的特质的视觉形象：她在时装之都的华服丽影里仍然能鹤立鸡群（身高不够发髻补），不愧天桥行业；她那判官般的黑纱袍，让评论家的身份透露威严；而她顶着这身行头，就活脱脱的一个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了。她写过一本书叫《where to wear?》，教人在巴黎shopping的。一身不变的她，真有足够的说服力当导购吗？

第二天，我在书店的怀旧明信片上发现这家咖啡馆Cafe de Flore很有名，是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左岸咖啡馆。始于1865年，名人们常去，包括毕加索，还有存在大师萨特和他亲爱的波伏娃。

在我，旅行的乐趣在于没有计划，没有目的，甚至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背景。但总有一些东西你是会记在心里的。你有你的视角。历史地理人文常识，回家再补也不迟。

BEN／李伟斌　刊于2008年11月 《1/3当代旅游》 　版权所有

今年的秋天不是金色的，是灰色。
昨晚的风和雨，今早的清凉。
看见一辆摩托车绑了许多的七彩气球，有些错觉到了春节。
于是继续地有错觉地感觉春困。

十月里，在上海，
去了Alfred Dunhill的home，
去了糖果猫猫的家，
去了江杉的工作室，
看了蜷川実花。
走了三天，
过了两夜。